文｜颜湘茹

1994年4月，我第一次见到了黄伟宗老师。那是在当时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学面试考场里。我候场不久，门口就出现了一位小个子、面色白净的老者，他手持考卷走进来，微笑着说：“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面试吧”。

面试后，那年9月我就幸运地成为黄老师招收的1994级4名硕士生之一，听说因为当年报考现当代文学方向的学生太多，黄老师的硕士生名额就从2扩大为4。入学后，黄老师还告诉我们说，这一年是他最后一次带硕士，所以我们4个是他的关门弟子。扩招加上关门弟子的头衔，让刚入学的我有一种幸运翻倍的窃喜，直到第一次写作任务来临。

大概因为黄老师在重回母校任教之前，历任报社副刊编辑、广东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委员兼《作品》编辑等职，所以他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有一定要求。当某报请黄老师点评一部作品时，他就把这当成入学后第一篇作业交给了我和同门师姐，让我们二人各写一篇，然后交报社择优录用。当然，那次的择优结果是，我那嫩拙犹如高中生低分习作的文艺初评被师姐的作业秒成了渣。

那天下午我痛苦地从东门步行穿过校园到了蒲园区黄老师家，只想看看师姐成功入选的文章，以便让自己“渣”个明明白白。听完我的来意，黄老师马上把两份稿纸拿出来，让我细读。在客厅明亮的灯光下，我沉默地看完了入选作品和自己的落选稿件，明白了差距所在，而黄老师全程没有一言责备。他让我知道，原来三人行必有我师，可以很生动具象。

再后来，在导师开设的必修课上，他开宗明义提出所有人必须通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当时我们是不是全都老实读完了，我不知道，但我一直记得书里那句话——“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

后来《艺术哲学》就一直立在我的书架上，再后来它的旁边陆续出现了《文艺辩证学》、《珠江文化论》、《浮生文旅》、《黄伟宗文存》（上中下）、《“一带一路”广东要览》、《黄伟宗集》、《黄伟宗文存：珠江文痕（2009—2016）》等书籍。

我知道黄老师的文学与学术研究始终高产，可我没想到，这高产来得也如此具象。更令后辈如我惭愧的是，很多大部头都是黄老师在退休后，甚至是在他一耳不聪、一目不太明的情况下，逐一完成。

1992年，黄老师被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2000年，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黄老师担任首任会长，之后又担任了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黄老师的考察足迹踏遍了东江、北江、西江等珠江分支哪些旧址或古道，我并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他从来生动风趣，敢想敢做敢提，所以才有了旗帜鲜明的“珠江文化”正名定位与引导。

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我读书时温和的默默指导，是我工作后看到的勤勉笔耕的具体榜样，是每年春节去他家拜年时，合体大方的唐装与风度，是他的朗声大笑与乐观，更是每次告别时他像变魔法一般拎出来的袋子，而袋子里一定有他今年新出版的著作。

“魔法”持续到2023年10月，黄老师病重入院，我赶去医院看望，临别时他坚持要从病床上下来，站着跟我一起手捧鲜花留影，并坚持让其儿子和护工搀扶他缓缓挪步到走廊上的病区大门口目送我离开。电梯门关上的刹那，我回头看他，他就像1994年我初次见到的那样，站立而且微笑着。

2024年1月21日凌晨，黄老师辞世。这次春节去给师母拜年时，再没人像变魔法般拎出装着最新著作的袋子了，因为他去了另一个世界走他的“另一程”。

而2024年3月的广州跟往年其实也没有不同，只是当我清晨穿过校园，经过黄老师家楼下时，一抬头，才发现那里矗立着一棵高高的大叶榕。晨光熹微，春天的大叶榕叶片金黄，只是晨雾里还有黄叶树，三楼那间屋子里却再没有我熟悉的白发老人和他的“魔法”了。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汉语中心副教授）